论清末党组织政府部门与浅绛红,回忆壬辰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合


时间:2007-3-9 16:37:56 来源:不详

8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80年来中外学界也一直热切关注着这一研究课题。为了总结成果,交流心得,推进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91年10月15-19日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武汉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99篇。讨论会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为主题,讨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重大事件。对于辛亥革命全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对于同辛亥革命准备相并行的清末新政,深入研究者却甚少;至于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这两大事件之间的关系,更未见有专文论述。众所周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在1911年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长期努力的结果;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形成,革命民主派的努力之所以能大见成效,又与清末新政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作以探讨。

一 辛亥革命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这次讨论会更侧重于从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来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它以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超越先前的进步社会运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准备阶段,使之入于正轨。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由革命和改良两部车头在不同的轨道上向前牵引着。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两部车头在不同的轨道上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在中国,民主共和是历史的选择。有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军事、政治方面;二是社会方面。前一方面成功地推翻了有二千年历史的皇朝专制政治,建立了共和政府;后一方面的变动虽然缓慢,但确在进行;如思想上价值尺度的转变、知识的普及、教育的进步、产业的发达等。还有学者从“分散”与“整合”这一新的思维取向,深化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指出从晚清到本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分散与整合两种态势并存、两种路向的统一力量较量和消长的时期。远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中国社会已处于高度分散化之中,统一只是徒具形式。并非是辛亥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分散乃至分裂,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克服地方主义和分散化倾向,为建立民主共和的统一国家做出了多种努力。

正确认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的问题,首先应该对于孙中山在清末新政前后从事革命活动的变化作以研究。孙中山很早就有反清革命思想,但是,1894年以前,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畴。主要表现在1890年他写的《致郑藻如书》及接着写成的《农功》等书。尤其是1894年写成的《上李鸿章书》和进行的上书活动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孙中山上书的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894年10月,孙中山又来到檀香山,开始了他的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于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推翻

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的讨论虽已相当深入,会上仍有学者对此表示关注,认为革命派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性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主要应看是什么阶级提供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体现了阶级的支持和参与;后者主要看革命的纲领及其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要求,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依此,革命党人所肩负和履行的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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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终极意义上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有的学者主张从大范围、长时段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有的学者强调,视野的开阔和思路的拓宽,更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丰碑将永载史册。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

早在10年前即有学者呼吁,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惟此才能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科学地说明辛亥革命的全局,说明当时整个的中国。这已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反响,并且成为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

有的学者首先考察了人们较少留意的自然环境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前10年,中国大地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震荡,成为促进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1911年遍及沿江沿海10余省的大水灾,更成为诱发辛亥革命运动的直接导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震荡,更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形成,从而严重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有的学者考察了清末庞大的游民社会及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同帮会的既有社会联系,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必然会依靠游民社会的力量,但又无法克服这一阶层固有的劣根性。有的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说明20世纪初年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异化过程,随着这根封建统治支柱的动摇,它所支撑着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必然随之崩塌。有的学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认为辛亥前后自然经济的解体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家庭变动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的出现及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是家庭变动的思想根源。

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悟的社会群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会上有些学者分别探讨了留学日本、留学欧美和国内学堂的学生以及辛亥时期的女知识分子。有的通过考察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留学期间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分析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革命时表现出的互相矛盾的两种性格:积极与软弱,前进与反动。有的认为,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虽少,思想发展很不平衡,但他们与留日学生一样,同辛亥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有的学者强调,关于辛亥革命与学生的关系,以往多注重于留学生,其实,为数300万之众的国内学生也是革命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的启蒙宣传和爱国民主运动,客观上一直为革命创造条件,并日趋紧密地与武装起义协调并进,成为反清第二战线。学生与革命党的直接关系,既是学生活动的重要方面,又是革命运动的有机成分。有的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解放运动形成高潮的鲜明标志。参加同盟会的大约200名女子,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她们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显示了她们的觉醒和力量,但她们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清末的防军、八旗驻防以及江南农村社会等课题。以上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辛亥革命,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和变革趋势。

三、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对于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探讨,也有人引人注目的成绩。有的学者着重分析了清末新政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矛盾,指出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这对儿日益尖锐的矛盾。有的学者从清末第二次出洋考察这一事件入手,说明清廷何以确立了日本明治宪政的改革模式,还有学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断定清末“预备立宪”是一次具有政治近代化性质的宪政改革。所谓政治近代化,具体地说是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贯彻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清末宪政改革正是提出了体现政治近代化性质、与封建专制时代不同的东西,它使清末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有些学者则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过程或某些个案作了颇有新意的探讨。有人考察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一尚属研究空白的课题,认为农会是一部分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清末新政对于农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究其根源乃与近代中国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农会以研究农学、请求农务为主旨,对推动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清末历次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不具有显着影响,有人以四川为例,评析了晚清警察与地方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认为警察的设立,奠定了地方警政的基础,标志着地方控制由军队或地方武装向专门组织转化,成为地方政治近代化的组成部分。有人论析了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地方自治,认为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封建政府的需要;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它作为近代地方政治改革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阶梯。

立宪派和立宪运动仍是学者们兴趣不减的课题。有的根据新获取的咨议局议员的背景资料,证明立宪派90%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决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一种阻力而非助力。有的从议政程序、议政态度和议政效果三方面,对湖北立宪党人在咨议局中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入微的个案剖析,指出咨议局既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机构”,也不是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具有独立性的政治权力机关”,而是遵循一定民主程序对本省行政事宜实施提案和审议的“议政机构”。取得这种实践经验的立宪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在湖北的结局。

有的学者提出,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为时虽暂,但它迅速和保路爱国运动合流,在舆论、组织、武装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有的揭示了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在阶级基础、政治经济要求和人民权利意识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证了两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国货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影响。有的探溯了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有合有分的演变历程。有的以l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被“镇压”为例,分析了清末社会运动与近代通信的关系。这些探讨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清末社会政治变革的特点的认识。

四、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反应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武昌起义的论文中,仍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看法。有的分析了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首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但又失败于“反满复汉”的错误导向。民族资本主义的微弱,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存在,是造成舆论导向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从建立和掌握锐利有力的宣传武器。有的考察了武昌起义的地利,认为从聚人、接济、进取三方面看,地利对武昌成为“首义之区”起了作用,但革命党人未能充分利用武昌的地利,从而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战局与政局的发展。

有的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全面审视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的概况,指出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事件,而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各省独立的形式和性质,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有些学者则分别考察了沪军都督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过程、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香港对武昌起义的反应及与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

还有学者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武装起义进行总体反思,并且不囿史学界的陈见,对其作了较多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革命派运动新军、会党,发动城市起义的战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

有关经济方面的论文也数量不多,但仍体现了学者们的研究功力。有的学者探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从甲午战争到辛亥年间,是民族资本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有的学者强调,产业革命精神是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产业革命,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激发了中国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产业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即是中国产业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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