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三境界,聚散之间

王国维言为学有三境界,渊雅卓识,自不可及。藏书也有它的境界,概括起来有三焉,曰:量的满足、质的讲究和藏以致用。
先谈量的满足,这是藏书的第一境界。初始涉足藏书的人,每每饥不择食,无论精粗。一到书店,宛如饿虎下山,双眼圆睁如铜铃,眼中所见全是自己需要的书籍,结果自己的钱袋遭殃,非到倾囊以尽,身无分文为止。这个时候,求知欲旺盛,对书籍的兴致也犹如冬日里熊熊的大火,热是很热,但未必能持久,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则可以顺利买入第二境界:质的讲究。
当书籍积累到一定阶段,就好比一个知味的人逐渐成为一个美食家,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有了挑剔。知道什么是好书,或者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书,有了自己的偏嗜,心目中就储藏了一批自己的偶像,某人的书一见就会心动,某某的书则屡见也视若无睹。这个时候,他袋里的钱未必有前些时多,但决不会比前些时那样容易出手,他把钱探到袋里,紧紧攥着钱,该出手时才出手。在琳琅满目的图书面前,他可以有一颗平常的心,面对往日的诱惑,不动摇,所谓不见所欲,其心不乱。然而,一旦遇到了自己心中所欲,他的心也会激烈的跃动起来,在书店潇洒一回,不惜质衣当物,也要捆载而归,因为失之交臂,往往后悔终身。我们很容易想起抗战时期蛰居上海的郑振铎来,做了很多次这样的侠义可风的豪举,使其他后来者羡煞、妒煞。
第三境界与第二境界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不能明白剖分,互相交融在一起。不过也有一点区分,因为要用,买书的嗜好,又有了变化,他可能会集中收集起某类书,如郑振铎专收俗曲、宝卷、民间文学之类,眼光从第一境界的散漫无归,一变而成为专注,专注到即使遇见心目中偶像的书,也开始视若无睹了。他对某一类书双眼放光,而这一类书正是他研究的对象。当然,这类书不会经常碰到,甚至一般的书店里不会出现。于是,进入这一境界的人,倒不常逛书店了。因为他环顾自己的书房,已经缥缃满架,眼中有着满足,心中有着急迫,因为已经飞霜满头,他在考虑着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否好好地利用自己辛苦聚集起来的书籍,正是时不待我,老之将至啊。由于几十年的藏书活动,他已经与书商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再也用不着日日跑书店,他也没有这个时间,要什么书,会有人送上门来,到时结账便可,手里摩挲着过去亲手挑选来的书籍,一本书就是一段人生,一个故事,像开启了一瓮多年的陈酿,弥散着浓香,他已沉沉醉去,步入了更高的境界!

在中国,藏书历来是一件极其庄重的事,其意义自不必讲。往小了说,怡养性情;往大了说,传承文化。因而在外在形式上也极其在意,有条件的,就建个藏书楼,没条件的,也要设个书房,实在连书房也没有,书架总要有一个两个吧。家里有几本书,就可以称得上是书香人家了。旧时,就连农村,门楣上也总要请人刻上“耕读传家”几个字。
现在藏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事,但是一般的人,不管家里有没有书,装修房子时也总是要留一间当书房,说明读书藏书的遗风总还是有的。爱书人、藏书人买书搜书时的乐趣自不必讲,现在坊间多有这方面的书,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些藏书最后的命运。我总认为藏书的命运其实也是藏书者个人命运的一部分,是不能断然割裂的。可惜这方面的书不多,偶尔从一些零散的文章可见一些端倪,但总不能让人满足。所以,突然在书店见到马嘶的《学人藏书聚散录》,不由心中一喜,随即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
马嘶所谓学人,多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文人,如胡适之流。学者而藏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自然不过了,如钱钟书者,虽学富五车而不藏书,毕竟是个别。藏书而变为学者,也是常有的事。两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看目录,马嘶关心的那些人,也大多都是我所关心的,如胡适、陈寅恪、钱穆、周越然、阿英等,自然更为兴奋。细数这些人,藏书最后的命运不外乎这么几类:一是生前就毁灭散尽,或毁于战火,或毁于文革,如周越然的“言言斋”藏书;二是生前捐赠,如巴金早在1981年就开始将他的3万多册藏书进行捐赠;三是死后遗赠,如唐弢和阿英这两位藏书大家的藏书即是死后由家人捐赠出来;四是死后散失,如着名学者赵萝蕤教授死后其藏书即被发现流失于潘家园地摊。
人云爱书人“借书是一痴,还书是一痴”,其实更深刻地讲应该是“聚书是一痴,散书又是一痴”。多少藏书人就是在不断地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中度过这漫漫一生的。有时,甚至让人弄不清楚,这些藏书人藏书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比如郑振铎在他的《失书记》中痛心地说,他多年来历尽艰苦积聚起来的珍本善本书,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战火中毁于一旦,仅毁于“八·一三”战火的,古书就有80多箱,近两千种,一万多册。相信很多书已随此战火彻底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周越然的“言言斋”藏书也是如此,仅在“一·二八”战火中失去的中文书籍即达160余箱。更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同样毁于两次战火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仅东方图书馆被烧毁的善本书即达5万余册。
读郑振铎《失书记》,感觉真是字字是血。然而藏书人的脾性就是如此,刚刚好了伤疤便忘了痛,一有条件就又开始聚,在1958年郑振铎飞机失事时,他又是一位收藏丰富的藏书家了。1959年其遗藏被家人捐献给国家时,中外图书总数已达2万余种,9万余册了。
收藏丰富的藏书家,为了不至于让辛辛苦苦搜聚起来的藏书分散、散失,最后往往会选择将书捐赠给国家或某些藏书机构,以为如此,藏书就能有个好的归宿。然而,一片“痴心”最后未必如愿。李辉先生就曾着文谈到他在地摊上曾买到从图书馆流落出来的巴金藏书,而阿英捐赠给家乡安徽芜湖图书馆的藏书,据陈平原先生着文讲,至少在他去时还未分类上架,不知今日如何。
不过,这本《学人藏书聚散录》仍有大遗憾存在,主要表现为资料还不够翔实,有些我真正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比如谈胡适,就仅谈了胡适流落在大陆的那102箱书,胡适后来在美国及台湾的藏书散书情况就未见提及。又如钱穆,也只写到1937年10月,钱穆踏上漂泊之途后5万册藏书的流失。至于以后,钱穆在海外几十年的聚书散书情况却未见提及。这难免让人感觉不满足,或者是资料缺乏的缘故吧。那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有一本增补本出来,好满足一下我们饥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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