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棋牌国家与世界,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

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
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清季梁启超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则以反传统着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
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侧重“个人”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与“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之上的“社会”方面转移。
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而“青年的第一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别说明:“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故中国人必须养成“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间的粘结性”,从“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开始,进而“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国家的傅斯年,显然已相当不同。
或许他们都还憧憬着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不过,少壮的傅斯年已承认“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与傅斯年相类,梁启超也说“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甚至“目前报酬如何,我们都可以不管”。因此,对已经“背叛”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梁氏也能原谅。
可见“五四”的确是个转折的时代,人人都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意态。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国家乃个人与世界的中间阶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启超影响;而“五四”后的梁启超在偏重个人与世界方面则明显向傅斯年靠拢,那时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转向,反朝着更早的清末之梁启超的方向转。这些转变之下隐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提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让人欲语还休。
世界主义余波不衰
梁启超、廖仲恺、余家菊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
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
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
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
国家主义派领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国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新颁教育宗旨,仍不忘“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这“两个教育宗旨均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1919年议定的教育新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已“由国家主义的教育而趋向平民主义”,但至少还有“共和精神”在;到1922年又颁布新教育标准共七项,除“注意国民经济能力”一项多少还有点国家的意思,余所关注者为个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虑“用教育确定国体”和“用教育以绵延国命”的功能了。
国家的教育宗旨应当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讨论。教育界在五四后呈现出淡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大致不错。国家主义派要角陈启天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彩色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纪述战事的教材太惨酷,不如采用歌颂平和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赞赏。”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矫枉过正”和“理想过高”,无助于“渡过国家目前的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国家主义”之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为免除与习惯见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其实他所说的并无什么改变。陈氏并一一论证其“新国家主义”不仅不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相违背,且根本是上述主义的“基础”,至少也“与之相辅”。这些说明皆是防卫性的,并不曾正面挑战世界主义。
稍后与国家主义派激烈冲突的国民党,也感受到世界主义的强烈冲击。孙中山到1924年仍“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他在驳斥这一见解时,也不从学理上反对世界主义,仅强调世界主义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中国人“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到1928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仍在论证“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颇类似于前引国家主义派的态度。
可知试图拉近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努力持续了较长时间,不少读书人不仅彷徨于其间,且尽量设法微妙地保持住这一两歧性,很少彻底偏向一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还亲见一伙知识青年在乡村中认真学习世界语,为将来的世界一家做准备。后来中国真面向世界了,但获益的是当年学英语的知青。在这个存在“话语霸权”的“地球村”里,英语远比世界语更“世界”,实非昔年那些充满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
涟漪重叠的历史现象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
回到“五四”当时,在学生们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而转向民族主义之时,教育界还在因应此前新文化运动和欧战掀动的思潮。那些提倡国家主义者的主张本与五四学生的新趋向相近,可是他们却感觉到因五四运动而起的强烈阻力和压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向往世界主义和如今倾向民族主义的,都是同一群人;更可能的是,国家主义者眼中所见,不过是一个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涟漪重叠”现象。
徐志摩曾说:“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可以设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块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投下的石块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块所造成;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之新波互动重叠。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却可能被视为新礼的影响。国家主义提倡者将其感觉到的世界主义压力视为五四运动的后果,大致就体现了一个类似的认知。这里并非皆是误解:国家主义者感觉到的压力当然是实际的而非虚幻的,他们不过未曾注意到水下正在慢慢沉落的石子是先后两块而已。
这同样牵涉到学界久已关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问题,不论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将其区分对待,都不能否认学生运动本身那分水岭的意义。傅斯年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时说,“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于科学,但“科学成为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科学仅是一个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为“集体自觉”的类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说,在1919年这一年里,中国人从个人、地方到民族、国家,都觉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其意义“就是表示离开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创造共同生活的努力”。从“孤立生活”到“共同生活”,颇类从“个人嗜好”到“集体自觉”,均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群体性,正是“五四”带来的大变。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同时,“五四”前倾向世界的“集体自觉”在时间的长久和认同范围的广度两方面恐怕都超过了倾向个人的,故民族主义对前者的冲击效果的确不如对后者那么明显快捷。
在“后五四”的几年中,“前五四”的一些要素虽可见中断和转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五四学生运动确实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压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张的个人主义;虽有少数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不时提及“个人”,就整体而言,侧重个人的倾向从此淡出中国思想界,迄今亦然。但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由于章太炎所说的“超人超国”倾向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波涛盖过世界主义基本呈现为阶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渐明显,至少在“五四”后好几年里,此前达到高潮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续。
张太雷在1924年就说,五四运动之后,以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却忽视了有人又在提倡东方文化。他强调,“世界文化是整个的”,其中“西方的是更进步的”;东方文化要逐渐赶上西方文化,“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故应有针对性地提倡社会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但他同时注意到,一些青年虽能脱离中国旧思想,却“不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结果“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且不论张太雷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主张用超人超国的社会主义来体现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以纠正反传统努力的衰歇;同时又从超人超国的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仍在,看来此前那种“个人”与“世界”并重的倾向仍有所延续。
这些复杂的关联互动现象正揭示出五四运动后“世界”也出现了某种分裂:以前曾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在已变成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了。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提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虽有学理上的歧异,从西文看其思想资源来自同一个“主义”,那时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五四”前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倾向甚强,故其在“五四”后的余波仍相当有力。这一显明的现象过去多视而不见,或因我们的史学太追求简洁明快、边界清晰的叙事和定性分析,对历史的丰富性强调不足。前者可能如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相反,那种反映处于竞争中的不同面相、让更多当事人“说话”的多面化论着,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或许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必赢棋牌,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但是,五四运动,是一场什么意义上的爱国运动呢?

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以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

张灏先生曾经分析过,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有复杂的吊诡关系。五四运动固然有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邃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对外相对于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都是同时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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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斯宾塞(HerbertSpencer)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卢梭、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的重心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看作是个体与整体紧密相联系的有机体。比较西方的直接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日本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说,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明治精神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的区别,但二者都把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家与国民乃一个角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残酷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成为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从1895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陈独秀发出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读者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邃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邃其私也。”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概念的时候,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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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国家工具论尚是温和的学说,最极端的莫过于国家偶像论或国家虚无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第一显学,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深处,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陈独秀慷慨激昂地号召打破一切人间的偶像,他轻蔑地说: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若除去人民,单剩一片土地,国家便什么也不是。傅斯年更坦率:“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这位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竟然认为国家只是虚幻的偶像,只相信人类和自我?按照爱国主义的一般常理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不是傅斯年的个人看法,,这段话后来被周作人在演讲中引用,并在当时广为流传。

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的的理想支撑着爱国的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之所以如此,在晚清,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地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在列强竞争的险恶环境之中,中国自不能不讲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可能病变为帝国主义,也会伤害自身。国民党内的一流理论家朱执信在《建设》杂志上发表《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认为国家主义对于个人主义有优越性,但只能作为手段,不能作为永久的生活标准,因为“国家主义有时为病的发达,则不特无益于国,抑且有害于人类社会”。国家主义虽为吾人必需,却不是吾人之绝对主张。比国家主义更重要的生活形式,乃是“近日为人所认之‘全人类社会’”,即世界主义。

然而,在欧战刚刚结束、列强虎视眈眈的一九一0年代,抛弃国家主义,专讲世界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浪漫天真?在世界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疑惑。梁启超承认:“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但他一改晚清“世界的国家”的主张,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时贡献。”

世界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只是获得了一种互助进化论的现代形式而已。当晚清梁启超提倡“世界的国家”的时候,虽然受到公羊三世说的影响,他仍然将世界大同视为人类未来的最高境界,但他认为“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未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世界主义,妙则妙矣,却不适合适者生存的当今世界,因而需要“世界的国家”。杨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金铁主义”同样视为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当欧战暴露出“世界的国家主义”虚妄的时候,深受儒家世界大同思想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从“世界的国家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国家”。“世界”与“世界主义”,字面相似,却意义不同,所谓的“世界”乃是一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而所谓的“世界主义”则是一个天下大同、人类互助的价值理想。“世界”是物理性的、去价值、去伦理的,而“世界主义”是人文性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和正义法则。

这就是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一种坚守个人主义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曾经是国家主义狂热鼓吹者的梁启超,如今相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偏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傅斯年更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则是世界的市民。在现代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阐述学会宗旨时特别提到:“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不是指国家而言。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成世界大同的地位,没有国界的存在。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活动,原不必限于中国境内”。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对欧战的反思所产生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一场抗议西方强权的爱国运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具有了普世性的正义价值和理想目标。

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被认为是“新世纪”中的“新潮流”。这并非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个别人的理念,而是五四时期普遍的思想现象。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学生创办《国民杂志》,蔡元培校长大表支持,不仅予以经费援助,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又提醒说,比较起国家,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蔡元培的忠告影响了一代年青人,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胸怀是宽广的,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价值。1920年初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发刊词》上明确宣布:“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应该明白宣布‘凡有利于一国而不利于世界者不为’。”《浙江新潮》杂志在《发刊词》中说:本刊反对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浙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不得谋一部分人类的发展,以助全人类的发展”。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不以一国一域为沟壑,他们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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